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各个方面都革新了西方哲学，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重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面临很多质疑，乃至出现了哲学终结论等危机。那么，信息哲学能否同样解决现代西方哲学问题？首先通过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现状和相关观点，指出其危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核心问题即对哲学本身的遗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即通过哲学自身的可“通透”性来把握和运用哲学，看清它和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分析及其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比较，指出它存在的“通”和“不通”之处，以及它为何比其他哲学更具有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哲学本身；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信息哲学是一种新兴哲学，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确是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个方面革新了传统哲学，当然这种“新”主要是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的。首要的一点是，两者的确具有可比性，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全球范围的，当然也包括西方哲学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以弗洛里迪为代表的西方信息哲学和以邬焜为代表的中国信息哲学，即使是由邬焜建构的并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信息哲学体系，也应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进一步阶段，而辩证唯物主义实在同西方哲学传统密不可分。
　　沿着这个思路前进，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1]80。而邬焜则更是强调了信息哲学的最高哲学、第一哲学或元哲学的性质[2-3]，并且他还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哲学这种新兴哲学对变革人类哲学，解决当代哲学危机，也包括西方哲学危机的全新革命意义[4]。
　　此外，邬焜教授还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面临着一种理论发展的时代危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的话，那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信息哲学则可能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5]。
　　可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谁又能保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有一天不会面临时代发展需要更新的危机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是信息哲学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危机和革新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解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
　　一、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及对之进行挽救的尝试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怎么理解危机这个词。哲学内部的未解决的矛盾和争论不构成危机，因为有时候矛盾恰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对哲学边缘的小修小补也并不构成危机，只有关乎到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才算得上危机。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搞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6]海德格尔说：“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7]还有如“转变论”的罗蒂，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8]，宣告了专业的、系统的哲学不复存在，只剩下残存的哲学精神缩在文化领域中负隅顽抗。这就是关乎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了：哲学还存在吗？哲学是不是被终结了？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使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取代了自然哲学的一般原理从而把哲学赶出了‘物质’的领域；二十世纪冯特心理学使哲学退出了‘认识论’的地盘。”[9]这意味着哲学可能失去自己的研究对象——物质和精神的领域都已被分羹。尤其是科学，几乎已经取代以往哲学的地位，从思想到实践全方位地指导人们的生活。科学能够取代哲学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本就是和科学分离不开的，实际上独立的科学传统很晚才出现。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最早出现“在1833年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简易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创造出一个新词‘科学家’”，而在出现这个词之前，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自称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自以为从事的是自然哲学研究”[10]。科学（这里指狭义的自然哲学）最初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归功于实验方法的推广，这使得人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由思辨为主跨越到了以实证为主的时代，而显然后者在继承了自然哲学传统的同时，对世界的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也有了取代哲学的资本。于是我们看到，随着科学、心理学的蒸蒸日上，学科的高度分化使哲学无所适从，哲学只剩下空洞的概念、形式和框架，令人惊叹：哲学已经被架空了！只剩下一种所谓的抽象理性在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哲学大厦。而随着自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现代哲学家一个个宣判形而上学的死刑，又一个个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可谓是领地尽失。面对这种情况，诸多哲学流派不但丝毫拿不出像样的办法，反而还在彼此间争论不休，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笔者认为这也是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现代哲学家们都持有“对西方哲学几千年来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靠自身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辨、论辩传统的普遍失望态度”[11]51的重要原因。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的确面临极可能被终结的危机。
　　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为拯救哲学又做了什么努力呢？
　　意志主义者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诉诸于“权力意志”，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虚无主义；柏格森用“绵延”来反对人们常用心理之外的标准来衡量心理状态，批判科学理性，可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朗格指责欧洲哲学丧失了“理念论”的立场，将哲学同生理学联系起来以纠正人们对真实理念的把握，从而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忽略了康德实践哲学的重要地位，使康德哲学彻底唯心主义化；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调解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但因其“还原主义的方法注定不能解决科学基础的问题”[11]55而失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和存在主义都渴望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恢复哲学的影响力，但事实是保守主义仍占了上风。还有另外一种尝试解决危机的路径即哲学转向寻求人文而非科学领域的支持，如结构主义，乃至于近年来风风火火的后现代主义都是这种方法。其结局有目共睹，后现代意图超越传统与现代哲学，但其根植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立场却使这一意图破灭。

　　也就是说，到后现代主义为止，迄今西方哲学界所做挽救危机的努力统统失败。但笔者不认为这些努力就因此失去了意义，相反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后现代叫嚣着反传统，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既然传统的哲学领域已经被侵吞瓜分得惨不忍睹，干脆就由哲学家自己来处理后事，当我们批判一切传统哲学时，已经将这片土地抛售出去了，我们要开辟新的土地！可惜的是后现代没有开辟出新的土地，反而遭到各路学派的指责和谩骂。当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的良苦用心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哲学可以变换不同的领地，那岂不是意味着领地的得失并不是哲学危机的根本？那是否有什么作为哲学核心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核心的东西产生了危机吗？
　　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使其成为哲学的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哲学就问“哲学是什么”，后来我们自以为讨论清楚了哲学本身，便把它搁置在一边任其成为历史问题，乃至我们学着哲学研究着哲学却遗忘了其自身，而这恰恰是哲学危机的根源所在——我们忘记了哲学本身，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反而越来越弄不清楚哲学到底是什么。有不少学者讥讽这已是成年旧事，如今讨论本体论早已丧失了意义，但可笑的是，难道给出了那些空洞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就真的明白哲学是什么了吗？而“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大家总是拒斥或悬置本体论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定在人的认识的领域”[4]，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的这种不在意的态度才会造成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上的瓶颈。或许前文列举的一切危机不过都是表象，而正是因为我们遗忘了哲学自身，我们才会纠结于无止无休的争论而罔顾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才会在其他学科侵入哲学领地的时候不能为哲学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而节节败退。
　　西方哲学绝不仅仅出现过这一次危机，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从没真正弄清过这个问题，只是以往的危机都因为视线的转移而没有使得这一真正可怕的问题浮现出来。正如石里克在讨论范式转移问题时所说：“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1]77而如今危机再次出现，并比以往更加猛烈和致命，也是时候让我们返回哲学本身，认真对待“真正的哲学”。
　　有人说，讨论哲学本身不是一种纯哲学的东西吗？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绝对形而上学的东西吗？这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摒弃了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在此引入中国的观点来加以阐释，笔者认为要讨论“哲学本身”就像讨论中国所谓的“道”一样，问道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同样问哲学是什么，可以给出很多个定义，但没有一个是令人完全满意或者绝对公认的，也没有一个能毫无遗漏地概括全局。就像荀子在《解蔽》中所说：“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同样我们现今对哲学本身的把握也不过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只是哲学本身的冰山一角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以往西方哲学所走的路，悬置哲学本身而将眼光转向其他领域。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公认的三次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乃至现象学转向，然而正像邬焜教授所说：“西方哲学界关于哲学转向的种种理论并未给出哲学转向的性质判定的一般标准，而仅仅以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域的相应变化来论说哲学的转向。”[4]邬焜教授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12]一文中进一步提到，这几次转向都难以算得上是对哲学的根本变革，反而导致了如今的危机。可惜的是，人们往往都忽略了另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
　　二、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可能的出路
　　当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哲学定义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哲学”完全不可知、不可把握呢？当然不是。因为就好比“道”虽然看不到抓不着似乎不存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但实则存在于我们周身每个角落，万物之中皆有道，只不过众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哲学也是一样，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不应该在抽象理性的枯燥框架中把握哲学，而应该在生活中、经验中体悟哲学本身。所以说，重新记起哲学本身并不是要复归绝对形而上学的传统，而相反是要融入生活的细节。
　　存在主义，尤其是谱系学似乎正是在做这种努力，关注生活，关注具体细微的东西。波伏娃在书中描述萨特的哲学：“朋友说‘你看，我的伙计！如果你是现象学者，你就能谈论这个酒杯，而这就是哲学！’萨特激动得脸都发白了，或者说几乎全白了：这正是萨特多年所希望的，谈论他所接触到的东西，而这就是哲学……”虽然这里有对现象学的误读，但可以看出萨特创立其哲学体系的初衷。萨特不但要用一种新的哲学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哲学。
　　但同样值得批判的是，如果把哲学仅仅看成琐碎的存在于生活之中，那么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就失去了焦点，这是对哲学思维和精神的极大损害。不仅如此，荀子说“心枝则无知”，分散零散的知识没有系统化就不能叫作真正有知识，生活的细节没有哲学思维的牵引也谈不上真知识。虽然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要反对“系统化”，但上文提到的“系统”不是以往西方哲学的那种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系统，而是一种可以使哲学通贯于实际的方法框架。
　　可见要把握哲学自身，我们要去了解足够多的关于生活的每个方面的知识，越丰富越好，越深入实践越好，然后我们在面对如此庞杂的知识的时候仍可以抓住其精髓所在，在面对日常事务时可以把这个精髓一以贯之。但是，要在拥有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分散的知识的情况下，还能纯粹地把握精髓是相当不易的。所以斯威夫特才会在《格列弗游记》中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使我常常想到这种学说可以摧毁欧洲图书馆的多少图书，也可能闭塞在学术界成名的许多捷径。”[13]

　　显然，这条可能的出路不拘泥于历史上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等的划分，而重点在于讨论如何使得哲学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被理解以及得到运用（这意味着理解哲学本身并不一定要拘泥于空洞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可以使得哲学“通透”，从而重新建立它和世界的关系。可见，这里对哲学本身的讨论并不是要回归原有的本体论，而是提供一种超越的思路。
　　而这种针对西方哲学危机的拯救方式，采取的思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哲学，所以我们拼命地将哲学和取代者绑在一起以期恢复哲学的地位，而是已认识到哲学本来就应该处理好它和世界的关系，才能够巍然不动地屹立于世界。
　　讨论了不少西方哲学的危机以及其根源和可能的出路，其实只说清楚了论题的后半部分，至于信息哲学它能否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就要看它是否触及到了哲学危机的核心，是否与上述这个可能的出路符合。
　　三、信息哲学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希望
　　必须承认的是，其实有些流派的解决方式已经和这种可能的出路很接近了，笔者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有希望。但存在主义介入政治以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意在改造世界，可是时代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之遗落在历史中。究其原因，还是没有通，理论和实际之间还是存在隔阂。
　　实际上，原来说哲学“通”与“不通”是相对于个人理解而言的，但这里说的“通”是指一个哲学体系，通不通指的是它有没有完全贯通现实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贯通性，只能说某个哲学在当下的时代可以解决融贯问题。若是只就一个时代来说其可“通”性，要达到“通透”实际上是“通”的速度和时代发展的速度在赛跑，因为每一种哲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新兴的信息哲学亦是如此。然而，信息哲学的兴起似乎给了人们新的希望。
　　弗洛里迪曾说：“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辩证”[1]75。这种反思的辩证或者说正统哲学如今的举步维艰不仅为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或许反过来信息哲学也能够缓解当今西方哲学面临的尴尬。
　　最早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存在论划分——由原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划分变成物质和信息的划分，西方信息哲学的领军人物弗洛里迪亦曾说过：“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1]79笔者认为这一定是让纠结于领地之争的西方哲学家欢呼雀跃的事情。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传统西方哲学的领地中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领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此时信息哲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指出了以往哲学遗漏的客观不实在领域，提出了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这对一再割让土地的西方哲学简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如果我们不停留在哲学危机的表面而更深入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提问：第一，信息哲学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吗？第二，信息哲学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第三，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
　　可以说，若是做到了这三点，我们相信信息哲学就可以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以下分别进行阐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有目共睹的是，信息给政治权力、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农业、工业、城市化、军事、教育、医疗乃至人性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哲学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可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次，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把信息分为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统一于社会信息，重构了世界模式，并且所有事物都是物质体和信息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的统一；弗洛里迪在阐释信息的定义时亦是从“作为实在的信息（例如，是物理信号的模式，既不真也不假），亦称为生态学信息；关于实在的信息（语义信息）以及为了实在的信息（指令，像遗传信息）”[14]多个方面加以考察。所以，可以说信息哲学不是仅仅建立在信息科学的基础知识上，而更是建立在关于世界的诸多知识和经验实践的基础上。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知识、经验都可以转化成信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都含有信息，所以信息哲学强调的正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经验，而不是如胡塞尔那样经过现象学还原后只剩下纯粹的意向性。
　　最后，这里还可以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信息演化论。事物的演化具有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的双重演化效应，每一个宇宙演化、生命进化、社会发展的阶段无不伴随着物质和信息双重形态；事物的结构也因而凝结着过去、现在、将来三重信息，“任何一个健全的生物体都是关于它那个种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一个全息体”[15]。我们通过事物现有结构得到的信息不仅仅是现在的实际知识，还包括了关于其过去和未来的知识，进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现实现象。这样一来，使得信息哲学能够建立在其上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大大扩充了！
　　综上，信息哲学的确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我们在生活和实践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关于第二个问题，信息哲学有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对于这点还是能给出比较肯定的答案。中国的信息哲学已有着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包括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以及信息思维论等。而弗洛里迪也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信息哲学提出了18个大问题以确定信息哲学的问题域：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其余问题被归入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四个方面。
　　重点是第三个问题。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为“是”，那么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此次危机就此解除。
　　可惜的是，信息哲学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仍然染上了一些西方哲学的弊病——就现在的发展水平而言，还是两个字——“不通”。因为最简单明了的证据是，人们并没有在生活中确实感觉到它这种贯通性。

　　很典型的是，信息哲学虽说是建立在广泛的现实基础和知识之上的，但这些知识还是属于广义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是可以转化成科学数据来分析、把握的知识，对于一些传统的领域如政治、文学、艺术、伦理学等，信息哲学都没有达到通透，它似乎更具科学的色彩。但人文领域的诸多事物带有更多的模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哲学倘若要在这些领域做到“贯通”，没有古典西方哲学的智慧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一个有力例证便是其在政治学中的“不通”。培根曾经构建了一种新科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科学和宗教实际上都隐蔽地成为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在培根虚构的小岛上，科学和宗教因而得以和谐共处，但表面上还是作为科学家的萨罗门宫的院士们掌握着国家和宗教。培根笔下的哲学家能够在政治领域灵活应变、如鱼得水，正是因为其具有古典西方哲学智慧，用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即转变为“政治哲人”或者说柏拉图式的哲人，这种智慧使政治哲人能明白政治本性和人的本性，所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和已有的自然科学建立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引入作为哲人教育工具的、对人民有益的宗教，使人各尽其性、各安天命，然而这种哲人的操作是幕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哲学也造福大众。但这种古典政治智慧显然是现今的许多哲学包括信息哲学所不具有的，也因而造成了其在政治学方面不能贯通。所以，要在上述那些领域通达，信息哲学的知识基础应该更广泛地吸收人文方面的信息和智慧。
　　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信息哲学时还是能看到一种“通”的希望。
　　十分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信息价值论在生态哲学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信息哲学中把价值定义为事物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而扩展至所有宇宙现象，也因而引出了价值的多向性，即正价值、负价值和中性价值。这点为生态哲学中思考自然的内在价值、接受道德关怀的标准等问题都提供了良好的启迪。这是信息哲学与生态问题方面相“通”的例证。
　　再例如，信息认识论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契合。正如邬焜老师所说，在认识发生时，认识主体的产生、认识结构的建构都是以信息凝结为中介的，而人的信息认识过程和机制则是：凭差异而辨识、依中介而建构、借建构而虚拟。而虚拟现实的实质正是“通过直接模拟信息环境、感受体验，直接操纵感觉体验的转换，进而实现对人的认识的虚拟”[16]。
　　还有，在邬焜教授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调和，强调了哲学和科学具有某种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并可形成动态回环的反馈回路。诸如：“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指导”；“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17]；“科学与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18]。但这种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调和，本质上不同于前文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两者的调和，而正是建立在对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和意识哲学的独断论批判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在革新西方传统存在论的基础，所以，信息哲学是在可能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同时也能够调和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而不是通过调和这两者关系来达到解决危机的目的。
　　当然，若用更长远更广阔的目光来看，信息哲学带来的变革，又岂止是调和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只有当它能够调和整个世界和哲学的关系的时候，或许才是通透之时，亦是真正解决西方哲学危机之时。
　　四、信息哲学的特有优势带来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不只是信息哲学，像上文提到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在某些领域表现出“通”，展现了其对现实的不小影响，如此看来，信息哲学并不比它们高明多少。的确，三者目前为止都没有通“透”，但信息哲学让我看到了“贯通”的可能性——即把世界划分成物质和信息相对于把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一种优越性。
　　首先，信息是完全和物质相伴相生的，事物具有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然而精神没有人的存在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信息相对于精神而言更具有可把握性，它与科学数据的处理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信息是可量化的，但精神你可以量化吗？就算是心理学、神经学的研究使得精神变得较以前容易把握，但其定性的成分总占了不少比重，当然现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视定量研究，但最后还是离不开对数据的处理，实际上还是一种对信息的把握。正如弗洛里迪所说：“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1]79
　　最后，信息哲学中的信息是一般意义上的，但我们不可否认信息具有其具体形态，也就是信息实则具有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这两个层次，和物质正好对应，但是精神呢？我们很难说精神有个具体的形态，就算是某一个人的精神也似乎始终是种抽象的存在。
　　基于上述这三点，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信息更具有物质伴生性、可量化可把握性以及可抽象亦可具体的双重性等特点，使其更能扎根于实践知识和现实经验，也更能以无形却无处不有的姿态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信息哲学有着实现理论与实际间贯通的极大可能。
　　西方哲学上很有影响力但没有通“透”的哲学体系不少，并不是每一个都具有这种可能。虽然我们谈的是西方哲学危机，但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中国古典哲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处理人事关系方面很“通”。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你吃饭刷牙睡觉等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我们想必也经常听到关于从《周易》出发研究管理学的问题等等，但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古典哲学在很多其他领域却通不起来，这就是还没有通“透”。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哲学不会存在着失去研究对象这样西方哲学所特有的危机，并且也极其注意把哲学通融到生活之中，但其根本上还是潜藏着哲学危机，古典中国哲学在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反应似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古典哲学对于信息哲学的通融性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现在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古典哲学对解决西方哲学固有的弊病有不少作用。余振苏先生在《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复杂性科学纵横谈》一书中就提到，现在的复杂性系统、量子力学其实是把中国古代的一些如“道”、玄学的理论科学化了、量化了，由抽象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了。这说明中西文化的某种共同性，说明西方哲学的确是可以向东方借鉴的。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方强调的一直是知识的实用，而西方哲学却似乎一开始就不强调实用，而强调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即使后来融合了东方的阿拉伯哲学，但其真理至上的精神一直是哲学的强大动力。但我们可以发现，当这种轻实用重真理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是要和实用联系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其发展到某种至高境界，所以普照于现实中价值更大，前提是“只要能够通透”。[1][2][3]4[5]存入我的阅览室

　　综上所述，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目前尚没有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但是由于其对存在领域划分的革新使其具备了一种“通贯”的可能性，从而具备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极大希望。